原创贾行家单读
与前人相比，现代人似乎更难以摆脱压力、走出情绪。一方面，快速的生活节奏与高昂的生活成本压得我们喘不过气；一方面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地逃避更是遥不可及。同时，我们还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在网络巨浪中，分担他人的大喜大悲与大忧。但是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们都必须要学会安顿自己。
今天，作家贾行家在单读开设专栏，首篇将从庄子讲起。贾行家说，“天人和物我，只有庄子说得纯粹，只有他和‘我’亲近。没有他，许多‘认得几个字’的中国人便无法在逆境里活下去——除非连心也诛杀了。”
物我，容器
撰文：贾行家
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，那么醒来时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？
——阿瓜卢萨
马尔克斯的“异国故事”里有一篇叫《山魔》。我曾以为那是从海上吹来的飓风，而加泰罗尼亚人知道那是实实在在的魔鬼，他们用山魔的来临计算岁月。有个加勒比小伙子见识了山魔之后，发誓永远不回那个地方。一群喝醉的瑞典人非带他过去。于是，这个畏惧自然的人，在路上跳出了北欧理性主义的车窗，摔进了万丈深渊之下。
几年前，我经历过狼狈的、微型的山魔时刻。早晨，屯子里死了个老头儿。白天，男人们聚在一起笑：昨天他还到乡里去磨叽，吵着要盖房子的补助，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得快着哩，现在就躺进那里边去了。从黄昏开始，他们逐渐变得紧张起来，小声商量着夜里守夜伴宿的事儿，玩笑话开始变成“小心他半夜爬起来找你去”。我觉得有意思：他们向来是胆大的人，有两个简直无法无天。
▲贾行家，作家，出版作品有散文集《尘土》《潦草》。
那天晚上，我站在菜园的垄沟上起夜。起初，风还是从山里过来，穿过干燥的玉米地，带起阵沙沙响，一个寒噤过后，四周忽然变得陌生，风像是侵袭到我的背后，从脖项后、两腋下伸过去的好几只手，弃我而去，完全是出于蔑视。我先是悚然，继而颓丧，黑暗里有无边江湖，我的存在如此荒谬。我明白：自己从来没有不怕的道理，只是在城里待久了，见了太多人被锁进冷柜里风被锁在高楼之间，对风和死亡的微妙全无知觉而已。“初生婴儿知道三件事：黑暗，水和母亲”，我如今只剩下前两样。
物与我，好像是个思想的题目，也是情感的类别，或许还是最基本的情感。假如“我”独立于物，物为什么能轻易震撼我？假如“我”从属于物，我所感的莫非是风的所感？这一篇要说的不是情，而是感。
天人和物我，在中国人的文章里是绝大的题目。一多半的人讲天人合一，一少半的说天人分离，细听的话，是在争政治和社会，讨论该本着什么“指导思想”来治理你和我；至少我读那些话时，像只瞪着小眼的母鸡在听人隔着笼子砍价，不太懂得感恩。“请循其本”之后，只有庄子说得纯粹，只有他和“我”亲近。没有他，许多“认得几个字”的中国人便无法在逆境里活下去（除非连心也诛杀了），便觉得自己“愈发没意思”。我所感到的我，是浅薄的我，而我感到的物，不是客观实在之物，是被庄子充分描述过的。
我们谈论感情的历程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
先来想象：那个叫庄子的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听说姜文曾想过要演《霸王别姬》里的程蝶衣，看来设想人物的模样也是件为难的事儿。
他并不是实在的人，而是文字里的人，寓言里的人。庄子在史书上有传，却和时代事件毫无关联。这种消极，要算他做得最积极彻底的事情了。他的面容模糊，可能神色疲倦，也可能兴致勃勃，更可能像一块木头，完全看不出什么来。他该是战国的一个士人，他有那样卓越的头脑，不太可能被忽视掉，他也许哪里都懒得去，身边总伺候着几个徒弟。他也许在宋国灭亡之前就离开了旧都，搬到别处去了。他会和梭罗一样，选个离人群不近不远的地方，生活便利，又能沉思。
邻居们记得，那人来时穿着件旧袍子，带着湿漉漉的、山里的味道；日头在海上折射起一片白光，晃得人睁不开眼，他就是从那里边走过来的。他也许是儒者吧，因为常常一根一根地记什么，迎着风拎起来吹一吹、甩一甩；神神叨叨的，又有点儿像个楚地的巫觋，偶尔给小孩子讲奇奇怪怪的故事，有许多《山海经》里的怪物，但明显是刚刚随口编的，总而言之，不是什么靠谱之人。那时的天下像火盆里的余烬，国家明灭叵测，随处可见像飞灰一样的游士。邻居们倒也不怎么在意。
“道”出现得很早。说《易经》属于道家的经典有道理，更确切一点说，可以算巫术占卜的规范化。然而“道家”的说法出现得晚，“老庄”也是汉代才有的。以“家”来称呼，暗示着对社会治理有方案，老子是真有的，庄子却没有。时代和社会，只为他提供部分命题以及一个供批驳和揶揄的对象。这种疏远，让他获得了永恒。魏晋至今，讲文学的要讲他，讲哲理的也讲他，开讲前，还要谦虚地说自己其实不懂庄子。不懂就好办了。这个叫庄子的人，抛出几个初始问题，物与我，形与神，无功无名无己，如何看待“我”所能知道和所能做的，画了个圈子，把后面的人圈在里面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所以然。
还有语言的力量。“轴心时代”是个前文本的时代，圣贤们不大愿意把思索托付于文字，释迦摩尼是“如是我闻”，孔子是述而不作，苏格拉底是辩才无碍。庄子晚上几百年，对记述和形容的兴趣大了些，但依旧不相信语言，他那些飘忽的念头，只是把文字作拐杖或脚手架，一旦隐约接触到目的，就得立即扔掉中间的寓言和推演。也就是说，文字中的庄子，本不是庄子——这也真让人苦恼：后人已经被压在他的五指山下，没人敢说自己写得比他好。
还有情感的力量。他制造出来的，是件美丽的容器（美丽这个词一定要招他的嗤笑）。我们对于由思想引发的感知，不能比他更细腻、更幽深。所以，受不了这种诱惑的，就会把自己容纳其中，连大身量的天才，比如苏东坡，也抱起膝盖坐了进去。这个容身之际，无论延展还是歪曲，都是在加深它的堂奥。
我们不愿意承认：庄子只是个想象发达、文采斐然的犬儒主义哲学家，那等于把我们的感情置于完全陌生的环境。能不能以外来思想解释庄子？已经有过先例：佛经、释迦摩尼的那些“如是我闻”刚来东土时，就是用老庄来翻译其中的名词，等到壮大起来，则用古印度语的译音，反过来以佛经解老庄。不是不能，先融合了再说。问庄子的话，他没准儿会说：人有东西之分吗？有的话，物也能分东西吗？如果你指给我一条界线，我从东面迈过去，我就是另一个我了吗？你难道不应该比杨朱弟弟家的那条狗聪明一些吗？据说，在各种信仰里，只有佛教和道教能包容宇宙。不只是没有造物主，也因为有令人虚无哀伤的伸展性。
我能勉强和你说一说的，只是情感上的庄子。只是他那件容器的形制和花纹，即便仅此如此，在摩挲之际，我也总有迷离之感。
以只读一篇为限度，就来读《齐物论》吧。它明显是《逍遥游》后面的东西；类似的推导，至少还有外杂篇里的《秋水》和《庚桑楚》。《庄子》存世三十三篇，哪些是本人写的，学者和读者都觉得不好说，也许只是成分比例不同，“庄子成分”低的，和主旨偏离得略远些。而《齐物论》算整个体系之母，各篇都朝它流入流出。
我们继续来想象那个叫庄子的人：晴天他出外乱走，像条狗似的喜欢空地和树；下雨时候，斜躺着和使者模样的访客聊天，那些生人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摸来的；人家把他的话带走，或者他把刚说的记住，就关起门来，反复排列，直到成为段落，成为篇章，成为从来没有过的东西（如果庄子只有一个人，要活到汉代才行），门再打开时，他依旧默不作声。
南郭子綦先生，依着几案而坐，仰天呼吸吐纳。弟子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形体固然可以像朽木，心灵怎么也能像死灰一样？今天靠着几案的，怎么不是昔日靠着几案的那人了？”枯槁的朽木全无弹性，死灰是落下来的飞灰，是形态的最低限度。
子綦答道：“问得好，这叫吾丧我！”“吾丧我”是《庄子》的中枢，或许也是思想的终点，人何以逍遥，便缘于此。我不懂古汉语，“吾”和“我”二字在先秦有什么区别，我不知道，文中也没有明显区隔，在这句话里，它们一定是两个不同范畴。若说“吾”是存在状态，“我”就是对存在的感知，“丧”是由此及彼的途径，常常解释成抛弃——读《庄子》时采信一家的注解，马上就会遇上相反的说法。我劝你不妨看开一些，不谈学问只谈感情，像原谅于丹一样原谅我算了——或者还可以解释成忘怀。《大宗师》一篇里有个著名的词叫“坐忘”，做去掉心智活动讲的话，也是“吾丧我”之后的样子。
“吾丧我”要舍弃自我的存在意识。我想这是个无限趋近的过程，没法彻底归于无——道家的“无”和佛家的“空”之间的异同，我也说不大清楚。放弃掉自我坚持外形和意识的偏执，降低到了枯木头、死灰那样的状态，似乎便无可再降，因为那容器还有用。子綦说丧我，得先意识到自我。对自我的发现，是文明发展到“轴心时代”的新鲜事。庄子的敏感，让他在社会中的超越性与世俗刚刚分离之际，就看出在普遍伦理之外还有条属于个人的窄路。于是，他把“我”这只新桶里的新东西倒掉，给大道自然腾地方出来。这也是中国文化早熟的例子：还没有玩味和形成保守力量时，就有人主张“丧”了。大幸和大不幸都在于：这人是千年一现的天才。
子綦是当先生的，得对“丧”做一番形容，于是说：“你听过人籁但没听过地籁，你听过地籁但没听过天籁，是不是？”籁指管乐，这里说得是声响，三籁似乎不是互相不包含的分类，而是在于是否自然，天籁是标准，可以容纳前两者。此处着力形容的，是风中的地上声响：“大地发出来的气，就叫做风。不发作则已，发作起来，亿万的孔窍都开始怒号。山林里高下迂回的地方，百围大树的空洞，都发出轰鸣。像水流、像响箭、像哭嚎、像呐喊……泠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。”
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。”庄子爱写深山和大海，笔下“高树多悲风，海水扬其波”。古人想知道什么，得先走过去细看，他一定是住在靠海又有深林的地方。后世站在海边看风，只能看到礁石上撞碎的浪，感到自己正在生活的尽头。而《逍遥游》里写的是海上扶摇、羊角的旋风，因流扬波，依潮来往，他还坐到庞然大物的背上，去俯察过幽冥中的巨浪。《齐物论》里有山林间钻来钻去的风，“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。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。”天才看世间万物，熟悉切近，又仿佛第一次见到，还如同天籁发作，不催动则已，一动就占了极致，让旁人下笔时无路可走。
你在读《庄子》的时候，还会看到他爱写树。对一棵树的感知，也有敏感和愚钝之分。把话说到“山水以形媚道”的地步，相当露骨了，可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“文化”。齐白石给启功讲画，说山水只有大涤子（石涛）的好。问好在哪里？答大涤子画的树最直。问一点儿没有弯曲处吗？答一点儿都没有的，我画不到他那样。齐白石的话有时听不明白，因为他用的是一套狡猾而憨厚的说法。这里说的直，不是木匠的直。自然界里除了水面，恐怕也罕有几何的“直”，自然里有的是平，是线条被线条吞没，形状与形状交融。我看吴冠中画的墙和树，似乎知道了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了。吴冠中的画待人亲善，尤其对画树下过功夫，“冬天落了叶的树，如裸体之人，并具喜怒哀乐之态”。世人以为庄子忘情，他却并不前往彻底无情的地方，他怀念惠施时，说“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与言之矣”。树的直和畸，是利用的眼光，齐白石看到的直，和庄子看到的大本臃肿小枝弯曲，并没有分别。中国画里的树，有西方罕见的复杂情感，因为先有大涤子婀娜多姿的直，又有庄子的风从中穿过。
子綦对“吾丧我”的解说，以风为驳杂譬喻，讲人籁归入天籁，在自我减损中重返天真。庄子为生活场景赋予思想光泽，开辟出一派抒情姿态。不过，这姿态在今天是颠倒的：他在自然中化解掉了自我。而我们是以他的形式，在万物中感知和寄托自我。这种寄情，是把他主张“丧”掉的那部分移了出去，并非庄子的本意，所以要小心拙劣和滥情。
还要说回时代。庄子的本意也好，我们的误读也好，在有这段话时，都是新奇的物我关系。除了庄子，传统的“天人合一”可以做占卜理论的来源，以及日后（起码汉代时很明显）的政治思想基础，算卦结果不满意可以再算，皇帝想不合就不合。另外，古人哪来的环境保护意识啊？在他们眼里，自然是循环不息、万世不竭的。儒家重秩序，讲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时，庄子还没有恼，只是撇嘴一笑。到他们要把那秩序解释为自然的本义时，他才恼了，说出了许多挖苦的话。这篇文章，也跟着由寓言进入到了论辩。
后面的段落，章太炎总结得很凝练：《逍遥游》讲自在，《齐物论》说平等。“此即《般若》所云字平等性”，大概也是迫于近代的“形势比人强”，潜意识要和西方思想去“融”。把这个判断简化成情感，说那是心对物的自在、物与我的平等，也是通的：情感自由和权利自由一样，都源于平等。
至少更合乎庄子的本意。他觉得：齐物这事儿，从来只属于个体、内心。西方的自由观要超越自然，和庄子是两个方向，我不懂“内在超越”到底做何解，应该又是第三种含义了。西方人还有种说法：欲望的自由要经过政治的自由，才能抵达精神的自由。这对庄子来说，也是不能忍的。我不敢谈政治上的自由，且说政治中的平等。最粗也有两派。一种像希腊故事里的强盗，设置铁刑床似的的生活，高个子截肢，矮个子抻长，发乎理想止乎血腥，可以称为“齐其不齐”。还有一种是先接受人的“不齐”，承认有自己管不着的，再来定契约，所约定的内容，可以说是“不齐而齐”。就连这后者，庄子都未必会答应。消极自由好在哪里，一般人都是失去之后才知道的。
庄子不能忍的，还只是战国时粗疏的政治和质朴的欲望，远远没到“莫非王土”的盛世景象。我在村里的土路上，见到一件怪事。一年来，修路的来丈量过几次，迟迟不动工，也怨不得他们，该自己配套的那部分钱还没到。村民也不急，暴雨过后，大家都背着手出来看水，在溜滑的土坡上保持着平衡，人人都是个懒散的S型。坡上的地里也会冲走几垄玉米，从断面看，土层很薄了，上年纪的人说，这里曾经也有过黑土地。路边沟里滚动着牛粪，浮着农药瓶子和出壳以来还没下过几次水的鸭子。鸭子和小孩儿都挺高兴，庄子见到，想必也跟着高兴。路灯自然无从谈起。尚有东西可丢的几户人家，会在铁门上方挑起一个小小的灯泡，我笑话它是“一方黑照三方紫，一鸟不鸣山更幽”，含义是照着进屯的鸡贼去偷漆黑中的人家。可是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路两边的树枝上、各家的墙头，每隔几十米，就下了一只锃亮的摄像头，我奇怪是谁干的，没有光亮又能监控什么呢？原来，那来自另一项工程，资金是全额拨付的。我深以为这既是对偷鸡贼的有力威慑，也是看得起我的意思。是可忍，而那个敏感的庄子却不可忍。他的文章如同囚犯的笔记，没什么综合治理方案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逃跑计划，《齐物论》便是总纲领。只好说此人政治上不成熟、不识抬举。
说到逃，得分辨一件事：离开社会，没有与他人的关联，“我”真的能存在吗？庄子生活的年代简单，所以他很肯定，他也不会觉得公共空间的“坏死”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。我则不确定，按今天的知识说：早期的自然概念近似人能掌握的必然性，后来，自然是念头的存在——先存在起来再说。文明建立起社会，人好像就只能在社会里求自在——逃离了与人沟通，等于取消意志。庄子可以那样想，我也能那样想吗？既然是谈感情，我还是只说简明的情绪。在流行病的大隔离中，我终于在墙上找到了一句真心喜欢的标语：“避免聚集，减少接触”。我时常想，我喜欢的一切都被夺走之后，该怎样重新获得平静？恐怕只能像无数的倒霉鬼一样，把心灵托负于庄子了，认定我与那些人没有关联，社会并非“自然”之物。扯远了，接着来说后面的段落。
篇名这三个字，有两派念法：“齐物，论”和“齐，物论”。有两派是因为有三个字，如果篇名是四个字，恐怕就会有五六种念法，《庄子》就是这么一部书。我们的直觉和《文心雕龙》一样，是“庄周齐物，以论为名”。宋代人好推理，觉得是“齐，物论”，也是有理由的。
在那些诘屈聱牙的推论里，浮现着一个救生圈似的词：以明。庄子谦卑，有孔孟“当仁不让”里最缺的反省和自我怀疑态度，他知道自己稍不留意就会身陷谬误，做齐物之论或齐以物论时，话中更是包含着自己的反面，显得风度翩翩。说不说，区别不甚大——和我现在的胡说也差不多：除了吃饭和打鼾，这张淡嘴还有一多半的时候不闲着，说谁谁都要告我，不如说理。不说出来，想法也会更不着边际。然而“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”，这谦卑也随即变成了嘲讽：“还是让我试着说一说吧”，他说。他便以设问、反问为浪的推力，继以逻辑叙述的整理，一路“破”将下来：破是非，破言辩，破有无，破物我，破生死。
“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始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。有有也者，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无也者，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”这类句子，还是让我们试着略过去吧，只摘几个最容易看懂的句子，且说：万物如同风的变动不居，认识怎么能不跟着推移呢。各种念头、知识和学说，儒墨那两家的自贵相贱、争执不下，在庄子看来只能抵达“小成”，另有居高临下，可以像哄孩子或打孩子似的能覆盖、关照彼此的存在，就是“以明”——给孩子取名，是可以翻翻《庄子》的，“以明”是个比“梓轩”好读好写有道理的名字。庄子不是为了超越于各家之上，他没打算过要做事情，“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”是无所谓的，所为的是保存“真宰”、“真君”，他完成了论辩，也指向了“吾丧我”的目标：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。
孔子是深邃而明智的人，诚实地将不确定性交还给了真实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对生死之类的命题“存而不论”。在他所规定的生活里，忧虑个体是消极力量，他“咏而归”时，和庄子确实“将无同”，在融融泄泄的春风里，他一定想到了生死，脸上吹过了片刻微茫。有了这个，才有精神上的资格，可以和老子坐下来讨论。诸子间的这一面，好像说得不多，于是庄子悼念惠施。
庄子还常被当做是相对主义者，或者严重的怀疑论者——忘记哪位哲学家说“彻底的怀疑论者是一摊稀泥”，这是骂人，也是定义。我倒觉得，庄子是抱定“一元”的，他也有自己的确信，就是那团无法言说的道，必须要说的话，只能说不是这个、也不是那个。但是什么在其中，什么在其外，还是清楚的。《庄子》除了难懂之外，也不能单凭认识论分析，还是要经常说回到情感：它给了我们一种安顿情绪的方式。那么，再说回我那个山魔时刻......
（未完待续）
原标题：《《庄子》给了我们一种安顿情绪的方式丨贾行家专栏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