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军记
庞乃耀
一
一九六八年的山城桂林。立秋过后，秋风凉了，蝉声消了，一度狂热的喧嚣开始变得比较沉寂。一个晦气濛濛的早晨，路上的行人还比较稀少，近百名百越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就乘车来到火车北站，准备北上。这些毕业生好像都有些心事，一个个都愁眉苦脸。他们下车后，想走又不快走，总疲沓地拖着。火车进站后，列车员催了几次，他们才勉强上车。但上车后，又没按规定放好行李，而是胡乱地把它们往架上一塞，就沮丧地坐下来，一声不吭。带队的是位解放军的副指导员。他着装整齐，精神饱满，上车后没有马上就坐下来，而是来回地走动，清点人数，检查行李，看有没有遗漏。
这些毕业生按学制应该去年就毕业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被推迟到今年才分配离校。这迟来的分配虽然给他们带来了一点实惠，发了工资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欢乐。因为他们没有落实具体的工作单位，还要到湖南的湖区军垦农场去，劳动锻炼，接受“再教育”。这时间究竟要多长？恐怕只有带队的副指导员知道，他们是不清楚的。
凌云志是中文系毕业的。他从小就喜欢写作，考大学时“非中文系不读”，上大学后又不时有文章在报上发表。但毕业分配前夕，有人却指责他是“黑笔杆”，要把他留下来，先进行口诛笔伐，然后再考虑能不能分配。幸亏有人帮说话，他才逃过一劫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感到写作充满了风险，决心要放下自己的笔，改干别的。但干些什么呢？他又一片茫然。上车后，他闷闷不乐地坐在靠窗的位置上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，火车已经开出很远，他一点也没有觉察。副指导员坐在他旁边，很想找些话和他聊一聊，但见他一直望着窗外，脸也没转过来，只好把想说的话打住。
车过黄沙河，铁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凌云志如梦惊醒，不禁欢呼：“哦，过了黄沙河，很快就出省啦！”他好像以此为幸，觉得离开桂林比较安全。
副指导员见他终于开口说话，便见缝插针，随声附和：“是啊，过了黄沙河，很快就出省啦！”
凌云志这时才发现副指导员就坐在自己身边，热情的脸上闪着一双和蔼的眼睛。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，旋即转过身来，向他点了点头，笑了笑，表示歉意。
也许因为都是年轻人，他们很快就熟络起来。凌云志从谈话中得知，他是江西兴国县人，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就在湖区的部队当兵，现在新组建的学生二连当副指导员。他见他是管毕业生的，便感兴趣地问：“你们连来了多少人？他们都到齐了吧？”
副指导员笑着如实地回答：“应到有一百五十多人，都差不多到齐了。”
凌云志又问：“他们都从哪里来？”
副指导员又笑着如实地回答：“多数来自本省的高校，也有不少是从外省来的。”
凌云志见他有问必答，态度诚恳，犹豫了一下，就大胆地问：“我们去那里劳动，大概要多长时间？”
副指导员没有马上回答，想了想才说：“这我不大清楚，估计不会很长的。”他见凌云志脸上掠过失望的表情，便故作惊讶地问：“怎么，你才来，现在还在路上，就想着什么时候回去啦？”
凌云志望着他，实话实说：“这是我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。因为我们已延迟了一年分配，现在又要到那里去！”
副指导员其实不奇怪，便笑着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都有些想法，也感到很失落。但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没必要考虑这么多，更没必要背上思想包袱！你们都是国家宝贵的人才，前途是很光明的。你们一定要调整心态，振作精神，放眼未来。”
凌云志见他说得很实在，也很暖人，心里感到了慰藉。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部队的干部，感到他们不像有些人所说的“一脸的严肃，可望而不可即”，而像邻家的大哥，既热情友好又平易近人。
火车到长沙后，毕业生们都下来。他们还要转两次船才能到达目的地。他们坐客轮到茅草街后就转帆船。那帆船很小，每条只能坐七、八个人。有风时，它们就扬起风帆，靠风来推动；无风时，船工就拿起竹篙，一篙一篙地撑。船走得很慢，可看两岸的风景。那里是鱼米之乡，到处可见有人在晒渔网，水面上不时有鱼虾在跃起，稻田里正泛着晚稻的金黄。凌云志坐在最后一条船上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，也许因为是学文的，他竟觉得那一张张的风帆就像一只只的蜻蜓，贴着水面在飞翔。
船靠军垦农场码头时，凌云志看见有人在敲锣打鼓。他马上意识到：“这是在欢迎我们！”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，掠过攒动的人头向远处眺望。远处是一大片怎么也望不到边的平展展的土地，已被一条条航道分割成一大块一大块，又被一条条田埂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，都方方正正的很像一个巨大的棋盘。那连队就像是棋子，点缀在航道两旁。每个连都有船，进进出出，只要带一把橹就行了。也许因为长期生活在烟雨迷濛的山城，凌云志感到这里的天很高，地很广，自己的心也空荡荡的。
副指导员见毕业生们都上了岸，便宣布人员分配名单。这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凌云志就分在副指导员所在的二连。他觉得这事真有点怪：自己怎么一来就和副指导员结上了缘？是不是因为自己在车上和他聊得比较熟？还是因为自己的哪一点让他感到比较有兴趣？
副指导员一宣布完名单,凌云志就看见有三个人急匆匆地走来。为首的一个个子不高，身体有点单薄，但动作却很敏捷。他一来到自己面前，就热情地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我们是学生二连的，是来接你的！”然后介绍：“我叫吴显贵，他们两个，一个姓唐，一个姓张，都是岳麓财经学院毕业的。”他说完便动手帮搬行李，那两个人也跟着。
凌云志顿觉有点不好意思，就把行李抢过来。但一个人搬不完，还是要他们帮。
行李搬上连队的小船后，姓唐的就去拉纤，姓张的就去掌舵，吴显贵就坐在船上和凌云志闲聊。他从团里聊到连里，又从连里聊到他自己，还没聊完船已到连队的码头，他只好的把话匣子关上。
凌云志刚踏上连队，就看见有位干部模样的人向他走来。那人个子不高，穿戴整齐，慈眉善目，一见面就乐呵呵地说：“哦，你来了！欢迎，欢迎！我们都是老乡啊，‘老乡见老乡，眼里泪汪汪’。”
吴显贵心直口快，马上就介绍：“他是我们连的司务长，有名的乐天派！连队的干部都劳动去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值班。”
凌云志听说是老乡，就笑着问：“您是哪个县的？”
司务长又乐呵呵地说：“是荔城县的，离你们学校不远。你们学校很漂亮啊，可惜我没机会去那儿读书。”
凌云志见他果真是老乡，就套近乎：“‘老乡见老乡，眼里泪汪汪’，以后您可要多关照哦。”
吴显贵见他们一见面就认老乡，便开玩笑说：“他是我们连的财神爷，我们的工资都是由他发的，以后你可要好好地孝敬他！”
司务长瞪了他一眼，呛道：“他是我们连的活宝，有名的‘长沙水佬倌’，外号叫‘乌龟’。他说的话，你不要随便相信，他是经常胡说八道的！”
凌云志看着，笑着，觉得部队的干部性格都很开朗，他们上下打成一片，做官不像官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
司务长因为有事，只聊了一会儿就叫吴显贵带他去宿舍，先把家安上。
宿舍是用芦苇、竹子和泥巴搭建的，每排一间，除排长有单独的床位外，其余都睡通铺。这通铺分为两列，中间隔着一条通道，上拉一根铁丝，可以挂蚊帐；下放两只铁锅，可以烧开水，冷时还可以取暖。吴显贵帮凌云志铺好床后，便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住这样的房子，没有个人的隐私，也不愁不热闹，谁干什么，都一目了然。哪个人打个屁，大家都捂着鼻子。晚上睡觉，有磨牙的，有打鼾的，还有说梦话的，就像一群乌合之众，在演奏杂乱无章的曲子。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太累了，根本就睡不着！有一天晚上，睡在我旁边的一位突然转过身来，把我紧紧地搂住，在我的脸上乱吻，吓得我想推开又不敢，怕打破他的好梦。他醒来后，我见他悄悄地去换裤衩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！”
凌云志想笑又不敢笑，只好在心里嘀咕：“这吴显贵啊，难怪有人叫他‘长沙水佬倌’！”
二
凌云志到连队的当天晚上，副指导员就要他从明天起，先休息两天，然后再参加劳动。但他怎么也不愿意，说沿途并不辛苦，到这里来，大家都早出晚归，我哪好意思闲着？副指导员觉得这些毕业生在学校不乏劳动锻炼，到这里后也很能吃苦，所谓“接受再教育”不过是时下的一种说法，其实他们的思想表现并不差，便相信他，由着他。
连队劳动的任务是挖一段长两百米、宽十米、深五米的航道。要把挖上来的泥土放在两边，一边垒成公路，一边垒成水渠，中间还要砌个简易的码头。这航道很不好挖，因为挖去一层表土后下面全是淤泥，淤泥里藏有菱角、水蛇和蚂蟥，让人举步艰难，也防不胜防。凌云志参加劳动的第一天，还没干上一个小时，就被蚂蟥咬了一下，被菱角扎了两个口子，痛得他差点要掉眼泪。他想喊又怕别人听见，想上来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只好咬紧牙关挺着，不敢吭声。副指导员见他两腿都有些发抖，就催他赶快去休息。他见副指导员说话的口气有点像下命令，知道不好违背，只好老实地服从。
凌云志曾参加过不少劳动，但相比之下，他觉得这次最为辛苦。晚上收工回来，他感到全身就像散了架似的，没有一点劲儿。两个肩膀火辣辣的，好像被剥去了一层皮。那被菱角扎过的伤口，虽然经过了处理，但还隐隐作痛。
一天晚上，凌云志正坐在门口为那伤口发愁。透过暗谈的月光，他看见连队黑板报的总编向他走来。他一到自己面前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国庆节快到了，连队准备出一期国庆专刊，我想约你写一篇关于大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随笔。”凌云志两眼不眨地望着他，觉得这人很奇怪：连队这么多大学毕业生，学文的不少，重点大学毕业的也比比皆是，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却偏来找自己？自己已决心不再写东西，便礼貌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会写，您另外找人吧。”
总编以为他开玩笑，便认真地说：“你是学中文的，怎么不会写？”
他见总编不相信，就辩解道：“学中文的不一定就会写。作家也不是由中文系来培养的，他要靠社会大课堂，还要有天份！比如说鲁迅，他就不是学中文的，而是学医的。”
总编见他还辩解，就点他：“听说你在学校写过不少东西。”
凌云志心有点虚，就追问：“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总编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似笑非笑地望着他，意思好像是说：“这你就不要问了，能写就写吧，不要再推辞了。”
凌云志见他不说，估计他是瞎蒙，还是坚持自己不会写。
总编见他这么固执，觉得再说也无用，只好悻悻地走了。
这事没有完，第二天上午，副指导员就来找他。乍一见面，副指导员就笑着问：“听说黑板报的总编约你写稿，你说不会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凌云志的心猛地急跳起来，好像有只兔子在奔跑。他没想到这事会反映到副指导员那里去。副指导员是了解自己的，如果再撒谎，肯定会闹笑话，便红着脸说：“因为我不想写，所以推辞了。”
副指导员见他还诚实，便微笑着说：“这次约你写稿，不是总编的意思，而是我的意思。我听说你在这方面有特长，想发挥你的作用。我也知道你受过一些挫折，到这里后不再想写东西。但这样不好啊，我们不能一次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因噎而废食。写作这工作很重要啊！记得汉魏时期的大学者曹丕就曾经说过：‘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’我们干革命，光有枪杆子不行，还必须要有笔杆子。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，做完了都要总结，做得好的还要宣传推广，没有人去写不行啊！就拿我们团来说，听说工作做得不错，有些方面还很有成绩，就是因为缺乏能写的人，所以总总结不上来，反映不出去。我们连也一样啊，很需要有能写的人！”
凌云志仔细地听着，心里又惊又喜：他没想到副指导员对自己这么关心，对自己的思想脉搏摸得这么清楚；也没想到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能引经据典地说出这么深刻的道理。他很感动，也很钦佩。他觉得在迷茫之时能得到他的点拨很荣幸，在这样的领导面前，自己只有恭敬，只有从命，没有理由去推辞。他开始感到还有点后悔，觉得自己不应该去骗那位总编，于是便低着头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试一试吧，看能不能写好。”
副指导员喜出望外，马上就说：“那你就试一试吧，我看一定能写好！”
第二天晚上，凌云志就以《望子成龙与望子成农》为题写了一篇随笔，交给了总编。总编看后几乎一字不改，就把它登了出来，而且放在比较显著的位置。副指导员看了很高兴，赞赏地说：“你这文章写得好，以后还要多写！”
凌云志觉得他这话说得有点不爽：自己本来只想写这一篇，他却要自己多写！
国庆节刚过，连队就传出消息：炊事班要进行改组，要调进去三个，调出来三个，原因是炊事班吃辣椒太厉害了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外面意见很大。凌云志高呼万岁，说这步棋走得好，不然自己的肠胃就要崩溃！但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进去的三个却有他一份！当排长找他谈话要他去时，他不禁吃了一惊，马上就说：“这不行！我怎么能到去？我一不会炒菜，二不会做饭，进去干什么？连队这么多人，怎么就看上了我？”
排长性子有点急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不行？不会就学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！你从娘肚子里出来，什么也不会，后来学了，不就会啦？”
凌云志想想也是，只要肯学，准能学会，就不再吭声。但心里还是不踏实。
排长见他不再吭声，断定是同意了，就得意地说：“这次进去的都各有所长。有一个是岭南人，会煲汤；还有一个是东北人，会做面食；而你，因为爱清洁卫生，被司务长看上，派上了用场。你进去后，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，把伙房的清洁卫生搞好，不然邋里邋遢的，看见就不舒服，甚至还吃不下饭。”
凌云志听说这是司务长的安排，感到他用心良苦，自己这一点点的长处，他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排长办事干脆利索，马上叫他收拾行李，赶在晚饭前到炊事班去，因为晚饭后司务长就要开会。
湖区的夜色来得很快，太阳刚从西边的地平线上沉下去，夜幕就开始降临。深秋的蚊子虽然不多了，但仍有几只在嗡嗡地飞舞。
司务长一到炊事班，就宣布开会。他一改以往先说几句笑话然后再谈正题的习惯，开口就比较严肃。他说：“这次调整，本来想早点进行，但副连长说，再辣一辣吧，人也还没到齐，还要再等一等，就推到了今天。现在这样调整比较好。有南方来的，也有北方来的；有会煲汤的，也有会做面食的；有爱吃辣椒的，也有不爱吃辣椒的甚至不吃辣椒的。这对照顾各方把伙食搞得丰富多彩很有好处。从明天起，我们每餐两个菜，只能有一个放辣椒，汤不能放辣椒。菜的花式品种，也要做到多种多样，不能今天是白菜炒萝卜，明天是萝卜炒白菜，后天是白菜萝卜一起炒。早餐可以做点面食，也可以炸点油条，磨点豆浆。副班长调走后，这位置由谁来接替？我看凌云志比较合适，不知大家的意见怎么样？”
凌云志脑子“轰”的一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炸响：自己当个炊事员都还不合格，怎么就一步登天要去当副班长？他不假思索，就直不愣登地说：“这不行！我干不了！你另外找人吧！”
班长见他不愿意，就说：“这没关系的，不会可以学。副班长主要是管清洁卫生，你在这方面做得好，大家肯定会配合。”
其它人都表示同意。
司务长见意见已基本统一，就说：“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凌云志也不要推辞了。”
凌云志到炊事班后，最担心的就是轮到自己做饭做不熟，全连一百多号人辛辛苦苦地劳动回来没饭吃，嚷成一锅粥。因此，每次轮到他做饭，他晚上就睡不着，早上就起得很早，一看见那口大锅血就往上涌，心跳就加剧。他淘米总战战兢兢，下米总小心翼翼，和煤、压火更胆战心惊，总担心有个闪失，自己下不了台。好在班长善解人意，总是热情耐心地指点，才使他掌握了技术，闯过了难关，能独挡一面。他上任一个月，没做过一次夹生饭，菜也越炒越好，伙房的清洁卫生也大为改善。
凌云志在炊事班，除炒菜做饭外，空余的时间比较多。如何安排和使用？他开始没有想，后来想了也觉得很无奈。这年头还能干什么？闲着呗，最舒服的，就是随大流，当逍遥派。后来他看见那些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流失，心疼了，焦急了，人生短暂啊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！但干些什么呢？他又很茫然。看书吧，这里不是看书的地方，自己悄悄带来的两本文学书，至今还藏在箱子里，不敢拿出来，怕人家说搞“封、资、修”；看报吧，这里又没什么报纸，连部订的三份报纸，即省报、军报和军区报，是给领导搞教育用的，自己哪好意思去看？他有时想着，想着，心里很烦，也很慌。这样的日子啊，什么时候才熬到头！
一天晚上，凌云志躺在床上又想到了这个问题。他开始睡不着，后来睡着了，还做了个梦。他梦见指导员要他执笔写连队的经验材料，开始他不想写，后来迫于无奈还是写了，而且写得不错，连队很快就出了名，他也因此而受宠。他醒来后，觉得这梦很荒唐，自己已决心不再写，怎么又写了呢？但转念一想，黑板报那篇稿子，不是写了吗？副指导员还勉励自己要多写呢！人生在世，身不由己的事是很多的，要写就写吧，何必这么固执！想写就写吧，何必作茧自缚！他这么想着，说来也怪，竟有了写作的冲动。冲动就是灵感，有了灵感就意味着成功。他立刻开始打腹稿，然后把腹稿变成文字，写成了一篇通讯，寄给了省报。省报很快就用了。半个月后，他根据连队首都农机学院的毕业生秦为民学农机、用农机的事迹又写了一篇通讯，寄给了省报，也很快就用了，而且登在“革命故事”的栏目上。没想到这小石却激起了千层浪，全连竟沸腾起来了！指导员欣喜若狂，逢人就说：“我们连出了个作家，笔头挺硬！”副指导员更乐不可支，想到全团如果搞新闻报道评比，自己所在的连队可能会名列前茅，就一叠连声地说：“这回我的日子好过啦！好过啦！”秦为民听说自己的事迹登上了省报，激动得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流。他很快就把那份报纸找来，看了又看，还说要永久保存。他不止一次地拉着凌云志的手说：“您这么看得起我，我没齿都难忘！”
凌云志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两篇小小的稿子会有这么大的作用！看来，写作这工作是很重要啊，不搞还不行。
三
凌云志在报上接连发表稿子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就传到了团政治处宣传股。宣传股的张干事一个电话打到了连队，要调他去帮助工作。副指导员接到电话后，皱了皱眉头，很久都没有说话。他想到凌云志的才华才露尖尖角，连队的新闻报道才初见成效，上面就要把他调走，未免有点可惜，便感叹道：“我们连的庙太小了，留不住人！”指导员却很大度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让他去吧，反正还在我们团里。人家是机关，我们是连队，不舍也得舍。”
凌云志去报到那天，天气很晴朗，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，就把整个天空照得金碧辉煌。张干事一上班，就迫不及待地坐在办公室门口，不时地向外张望。他好像要办什么喜事，脸上溢满了光彩；又好像要迎接什么领导，总担心自己的疏忽会带来不恭。他读过凌云志写的稿子，却没有见过他这个人。他不断地在脑海里描绘他的形象，但描来描去，总觉得有点玄。他看见有个人背着行李从远处走来，心便“怦怦”地跳。他猜想那人可能就是凌云志，因为他不是军人，又背着行李，就迎上去，试探地问：“请问您是学二连的凌云志吗？”凌云志颇感意外，赶快回答：“是啊！我就是凌云志。”张干事不禁惊呼：“哦，您就是凌云志！我久闻大名啊，今天总算见到了您！”接着便介绍：“我是宣传股的张干事。”
凌云志的脸刷地红了。他很不习惯别人这么客气，这么恭维，便谦虚地说：“张干事，您别这么客气了！您再这么客气，我就不敢来了！”
张干事却乐呵呵地说：“不是我客气，而是我运气！您一来就接连登了稿子，为我们团的新闻报道工作作出了贡献，您说我能不高兴？能不激动？您可知道，我们团的新闻报道工作已连续两年推了光头，如果您不来，我们的头还要光下去！”
凌云志越听越觉得不自在。他见他一脸的热情，一脸的纯真，便笑着说：“张干事，以后我们在一起了，您就多指教吧！”
张干事摇了摇头，马上否定：“指教谈不上，我得向您学习。我六四年初中毕业就参军了，肚里就这么点墨水，您说能写出稿子来吗？能不向您学习吗？我要好好向您学习，也希望您能多多指教。”他见凌云志还背着行李，就帮他卸下来。
凌云志见他身体结实，脸庞黧黑，说话老练，举止大方，原以为他年龄会比自己大，没想到却比自己小，深感部队是所大学校，它真能造就人。
张干事请他进办公室坐下后，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这次请您来，主要有两个任务：一是协助我们搞新闻报道；二是帮助我们培养写作人才。我从连队抽了两个文书来，由您帮助培养。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，字写得不错，就是文章写得不怎么的。您要教给他们一些秘方，让他们的笔头硬起来。你们就住在礼堂后面的化妆室，吃饭就在机关食堂。要看报我这里有，想看你们就来看。那两位文书，既是您的学生，又是您的通讯员，您有什么事，就尽管吩咐。”
凌云志受宠若惊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我哪敢随便吩咐！”他见张干事说话时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，脸上还有个浅浅的酒涡，顿觉他一表人才。
张干事正说着，两位文书来了。他们一进门就毕恭毕敬地敬个礼。张干事便指着其中的一位说：“这位叫陈柏林，是特务连的文书。”又指着另一位说：“这位叫李晓江，是修理连的文书。他们都是广东人。”然后便指着凌云志向他们介绍：“这位是你们的老师，他姓凌，是百越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。以后你们就拜他为师，跟他好好地学习。”
两位文书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：“老师好！”
凌云志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“老师”，感到全身都不自在。他马上纠正：“你们不要叫我‘老师’，还是叫我老凌比较好。我读的虽然是师范大学，却从来没有当过老师。”
两位文书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好像是在怀疑：他是故作谦虚还是真心实意？
凌云志见他们比较拘谨，便想方设法拉近距离。他想到他们是广东人，会讲粤语，就用粤语和他们闲聊。这一招也真管用，他们旋即有说有笑，活跃起来。但聊了一会儿，凌云志见张干事听不懂，就不敢聊了。
两位文书还要回去拿行李。告别时，他们一不小心，又叫了一声“老师”，弄得凌云志苦笑着，望了他们一眼，有点无可奈何。
凌云志带着两位文书，就像师傅带着徒弟，他叫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，一旦没有安排，他们就闲着，不知干什么好。凌云志觉得这样不行，便给他们讲课，教他们怎样看报？怎样采访？怎样写稿？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，每人还记了一大本。
没过多久，陈柏林就在军区的报纸上登了一篇。张干事很高兴，旋即买了一包糖果来祝贺，鼓励他也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。
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时，吴显贵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他很爱找凌云志闲聊，每次来还带来一些新闻。凌云志一见面就问：“你这次来，又有什么新闻？”
吴显贵见有糖果吃，顺手抓了一颗，就往嘴里塞，然后边嚼边说：“新闻有的是！就怕你没时间听！连队最近杀了一头猪，大家都想趁此机会吃点猪血。但开饭时，很多人在汤盆里找来找去，却找不到一星半点，就问炊事班：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’炊事班的同志说：‘这猪贫血。’我觉得挺奇怪，就去问卫生员：‘有没有这种说法？’那狗日的支支吾吾，半天不吭声，好像在打掩护。实际上，这猪不是贫血，而是副连长和炊事班的同志吃了，他也有份！”
凌云志苦笑着，叹了口气：“副连长也这么干？”
“你以为他对自己要求很严？他就喜欢去炊事班搞油水！”
凌云志摇了摇头，觉得有点不可理解。
清明节过后，陈柏林提干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就是李晓江有点想法。
凌云志觉得有点奇怪，就问张干事：“他们两个，都是文书，现在一个提了，一个没提，是不是因为陈柏林写的稿子登了报，而李晓江写的没有登？”
张干事想了想才说：“不完全是这样，还有别的原因。”
凌云志有点不相信，但又不敢追问，只好暗下决心：要拉李晓江一把。
陈柏林提干后就回连队去了。李晓江在凌云志的指导下劲头很足，很快就在军区的报纸上登了一篇。他拿着样报就像拿着题名的金榜，当着别人的面不敢看，背地里却看了好几遍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。他觉得那铅字就像一颗颗的珍珠总在自己的眼前闪烁。透过那些铅字，他看到了希望，也增强了信心。
张干事见李晓江也登了稿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为了扩大战果，他先后从连队调了两位学中文的毕业生来，但没干多久，都回去了。原因是什么？他没有说，凌云志也不好问，只能猜测：可能是一位喜欢虚构，不适合搞新闻报道；另一位悟性较差，来了两个多月，也没登一篇稿子。往后还要不要再调人来？张干事想来想去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总拿不定主意。
四
立夏过后，湖区的雨水明显增多，强降雨接踵而来，湖水急剧上涨。因为大堤外水位高，大堤内地势低，渗漏现象比较严重。有些连队的房子开始进水，抽水机日夜地抽好像也无济于事。大堤很可能会垮塌。师领导开始动员，团领导开始忙碌，连队干部更一马当先，荷枪实弹地上堤巡逻。为了加强对抽水机的维修，秦为民被调去了修理连。
修理连空前忙碌，经常加班加点。秦为民调去不到三天，脸就瘦了一圈。一天中午，凌云志经过那里，看见他两手油污，正在抢修机子，就问：“现在团里的抽水机够不够用？”
秦为民抬起头来，用手背抹了抹额上渗出的汗珠，感叹道：“哪里够！有些坏了又修不好，更显得紧张！”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“怎么办？靠人呗！现在人比机器强！无论是部队的干部战士还是学生连的学生，都心很齐，劲很足，哪里有困难就在哪里上，哪里有艰险就往哪里冲，不然那大堤早垮了！”说到这里，他想到凌云志是搞新闻报道的，曾宣传过自己，便建议：“如果你能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，写成稿子，我敢说，报纸肯定会登！”
凌云志心有灵犀一点就通，旋即兴奋地说：“你这建议很好！我马上就去采访！”说完他转身就走。他想到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后，全国正在宣传党的团结胜利的路线，就决定从这方面切入去进行采写。他忙了两个白天，熬了一个晚上，最后以《团结战斗的凯歌》为题，写了一篇长约五千字的人物事迹通讯，交给了张干事。
张干事看了情绪很激动，拿着稿子的手都有点发抖，脸上的酒涡笑得比以往都要深。他又一次感到凌云志的才华横溢，把他调来是自己的知人善任，便连声地称赞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赶快把它寄出去！”
凌云志想到广播宣传比报纸宣传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，就建议把它寄给省广播电台。张干事也欣然同意。
五天后，省广播电台打来电话，说稿子写得不错，但要派人去作点修改。张干事马上决定派凌云志去，并叮嘱他一定要把稿子改好，还说这稿子如果能播出，将会如一颗威力无比的原子弹，把整个湖区都震翻。
凌云志到省城后，马上跑到省广播电台编辑部，找到负责那篇稿子的编辑。那编辑见他是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的大学毕业生，也许是惺惺惜惺惺，显得非常热情，又是请坐，又是倒茶，还问他住在哪里？如果还没住下，就住在我们这里的招待所。他见凌云志有点不大在乎，最想知道的是对稿子的修改意见，便言归正传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你这稿子写得比较好，就是有些事例挖得还不够深，写得还不够透，所以要请你来，作点修改。此外，稿子的篇幅长了一点，要压缩到四千五百字。我们广播的速度是每分钟三百字。你这稿子，计划用十五分钟播完。”接着，他便把稿子翻开，详细地告诉他，哪些需要修改？应该怎么修改？凌云志按照他的意见，认真地改了一遍，还重抄了一份。
临走时，凌云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问：“这稿子打算什么时候播出？”
编辑善解人意地笑了笑说：“到时候会通知的，你放心吧！”
凌云志的心被提了起来：编辑叫他放心，他还是不放心，因为情况千变万化，拔了毛的鸭子还会跑掉，这事他不止一次地见过，要是真的遇上，那真够倒霉。但见编辑对他这么热情，这么诚恳，只好把心放下来。
在回来的路上，船正好是顺风。他坐在船头，总觉得自己像长了翅膀，在贴着水面飞翔。他想到稿子播出时声音，想到张干事脸上的笑容，感情的潮水就像眼前的波浪，在激烈地跳荡。
他一回到部队就向张干事汇报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张干事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当他说到“稿子播出的时间还没定”时，他看见张干事的脸上掠过了遗憾。但那遗憾转瞬即逝，他相信不会泡汤，只要耐心等待。两人的态度是：“等就等呗，只要能播出。”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张干事每天都坐在电话机旁等电话。他听到铃响就赶快去接，生怕迟了编辑找不到人，“拔了毛的鸭子也会跑掉”。他最关心的是稿子播出的时间，因为他要通知各个单位让他们来分享。他日盼夜盼，终于盼来了“稿子准备明天上午八点首播，下午四点重播。”他马上通知各个单位，要认真组织收听，还叮嘱广播站要录下来连播几天。
稿子播放那天，连队不断有人打“这稿子是谁写的？怎么写得这么及时？这么精彩？”张干事每接一个电话，就感到脸上一阵难抑的兴奋。当他把这话告诉凌云志时，凌云志马上就说：“你千万不要说是我写的！如果他们确实要知道，你就说是报道组集体执笔的。”
张干事笑了笑道：“报道组除了你还有谁？”
凌云志说：“你呀，小李呀！”
张干事说：“我一个标点符号都没写！哪能算我也有份？是你写就说是你写吧，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。”
凌云志下连队采访，发现有个北方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，名字叫范思哲。他很关心舆论的宣传，谈吐也很为见解，在学校时曾发表过论文，有“哲学家”之誉，便建议张干事把他调来，以壮大报道组的实力。张干事欣然同意。
范思哲个子比较高，大约有一米八。他头发浓黑，脸庞洁白，身体结实，走路“登登登”的，挺有劲。他来了以后，凌云志见他很爱看报，也很爱思考，虽然不轻易动笔，但一写起来就自然成章，很少修改，便暗自嘀咕：“这人不可小觑，只要有机会，他肯定会凌空展翅。”果然不出所料，半个月后，他在军区的报纸上发了一篇，让张干事激动不已，凌云志也满心欢喜。他那篇稿子，以毛泽东《纪念白求恩》发表三十周年为背景，用学习座谈纪要的形式，反映八连干部战士常学常新的主题。它不仅观点新，学法也新。编辑认为它对军区部队的学习很有指导意义，就配发了一篇评论，号召军区部队要向八连学习，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引向深入。凌云志一看就称赞道：“这是篇好稿子！”
范思哲坐在他前面，没想到他会这么激动，便疑惑地问：“你过奖了吧？”
凌云志很真诚地说：“一点也不过奖！它确实是篇好稿子！”
范思哲见他一脸的真诚，长舒了一口气，推心置腹地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刚到这里时，思想包袱是很重的。你是个搞新闻报道的高手，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学徒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已抽了两位学中文的来，他们都无功而返，或者说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很担心会步他们的后尘，无颜见江东父老。所以我一来，就想方设法，要避免这种结局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好像来了情绪，突然提高了嗓门：“现在好了，我总算登了一篇！往后即使推光头，也不会和他们一样啦！”他说完便望了凌云志一眼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
凌云志嘿嘿地笑着，安慰他说：“你过虑了，过虑了！我们搞新闻报道的，哪个不想多登一点稿子？但报纸不是我们办的，如果确实登不了，也没必要背这么重的思想包袱。你想一想，全军才一份《解放军报》，整个南州军区才一份战区报，地方的报纸，登部队的稿子不多，不是你想登就能登的！你才来半个月，就登了一篇，而且很有份量，已经很不错了！你还担心什么？说实话，我都为你感到高兴，还要向你学习！”
范思哲赶快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！你别客气啦！”看得出，他已放下思想包袱。
凌云志很欣赏他，两个人很合得来，报道组进入了鼎盛时期。
凌云志在报道组，名声在外，很多没男朋友的女生都想见见他，看他是什么样子？为什么这么有才？这么受宠？有的还想打他的主意。但他在这方面比较慎重，总觉得现在工作单位还没落实，谈也没有用，万一以后分不到一起，岂不像牛郎织女，总隔着天河？有一次，一位大学时同年级的女同学来找他，见面就笑嘻嘻的，还没开口脸就有点红。他觉得有点异常：在学校时她不爱说话，见了面连头都不想点，今天为什么这么热情？这么主动？他请她坐，她忸忸怩怩不想坐；他问她有什么事情？她欲言又止也不开口。他不喜欢这种性格，也不想和她粘粘糊糊，就礼貌地聊了几句，借口有事，把她送出了大门。他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，既然对她没有意思，就不要给她留下想象的余地。
五
一年过去了，毕业生们劳动锻炼的时间还是个谜。时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正如火如荼，他们都很忧虑：我们会不会在这里扎根一辈子？凌云志却认为不会，因为他们是中学生，我们是大学生；他们是“知识青年”，我们是副指导员所说的“国家宝贵的人才”。如果用社会上流行的话来说，他们是“苦菜花”，我们是“迎春花”；春天来了，“迎春花”肯定要开放，而“苦菜花”就很难说了。这事他曾旁敲侧击地问过张干事，但张干事却滴水不漏。可能他也不知道。
第二个严冬过后，春天迈着轻盈的脚步来了，柳树吐出了鹅黄的嫩芽，迎春花绽开了灿烂的笑脸，野鸭子从芦苇荡里钻出来，抖一抖身上的羽毛，把水打得啪啪地响。从眼前的景象来看，这春天比去年要有希望。毕业生们最关心的劳动锻炼的时间终于揭开了谜底：他们马上就要分配离开这里，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。凌云志不禁一阵狂喜，他觉得这信息真怪：要么它迟迟不来，要么就来得很快，让人反应不过来！就在皆大欢喜时，张干事把他叫到办公室，说有事要和他谈一谈。他不知是什么事？心里在反复地想。
他一坐下来，张干事就笑着对他说：“根据上级的指示，要分一些毕业生到部队去工作。领导认为你比较合适，想分你去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
凌云志如梦被惊醒，懵然不知所措。这事来得太突然了，让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他没想到张干事会问这个问题，也没想到自己会遇到这个问题。他自上师范大学后，只想到毕业后出来当个中学语文教师，顶多兼个业余作者或业余作家，从来没想到还会有别的选择；他自到这里后，也只想到部队是所大学校，是个大熔炉，它很能造就人，锻炼人，也从来没想到锻炼结束后自己会分去那里工作。这问题很难回答啊！去与不去？这是人生的重要选择，一定要深思熟虑才能作出决定。不然走错了一步，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生。
张干事见他犹豫不决，脸上憋得通红，没有急着要他回答，而是慢声细气地补充道：“这次分去的，不只你一个，还有一些人。”
凌云志一听说“还有一些人”，马上就想到范思哲，因为他有才，身体也好，便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范思哲有没有份？”
张干事想了想才回答：“他去不了。因为入伍要经过政审，他通不过。听说他父亲解放前曾代理过伪村长，未婚妻的家庭出身也有些问题。”
凌云志“哦”了一声，感到很惊讶。他没想到入伍还要经过政审，不仅要审查自己的父母，还要审查尚未结婚的妻子。他开始意识到，入伍是件很严肃的事，它有很多严格的要求，不是谁都可以去的。他庆幸自己没有和那位女同学扯上，不然可能会带来麻烦，因为她的家庭出身也有些问题。
凌云志想了想，意识到自己是受重用，便问：“如果分我去，是在哪个部队？干些什么工作？”
张干事的脸上掠过了笑容，他很干脆地回答：“是在南州军区司令部，还是搞宣传，搞写作，发挥你的特长。”
凌云志顿觉全身都热了起来，眼前出现了明媚的阳光。南州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，那里有他父辈的足迹，也有他中学时的理想。他考大学时曾想过要到那里去，但没有去成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一定要抓住不放，便爽快地回答：“那我就去吧！”
张干事笑了，而且笑得很灿烂。这是他埋藏在心底的希望，也是他要恪守的价值取向。他觉得凌云志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贡献，自己就要为他的前途着想。
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分去部队的，因为有些手续还没办完，还要在这里待几天。没有分去的，就马上收拾行李，展翅飞翔。
凌云志在离开湖区之前，收到了两封来信。一封是吴显贵寄来的。他分到湘西一个工厂当统计员，满肚子的牢骚，说年内如调不回省城，刚谈上的那个“长沙妹子”肯定会分手。凌云志以诗代信，勉励他“如若省城回不去，山花要比市花香。”另一封是秦为民写来的。他分到凌云志的家乡浔州，在“五·七”学校当教员。凌云志也给他回了信，还把自己的家庭地址告诉他，要他有空就去玩。
凌云志入伍后，按照军区的要求，要先到连队锻炼然后才能到机关工作。他被分到驻粤北某部的八连，先当兵后挂职。那是军区的值班部队，战备训练抓得很紧，月有月练，周有周练，每天起码有半天是搞军事训练，从早到晚几乎都处在临战状态。他一到八连，就看见墙上、黑板报上赫然地写着：“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宝剑锋从磨砺出”、“平时抓得紧，战时过得硬；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”。他分到三班，战士们见他是大学毕业生，对他格外关照。他到那里的第二天晚上，熄灯号刚响过，班长就悄悄地告诉他：“今晚可能要搞周练。不过你不要紧张，要安心睡觉，到时会有人叫你。”他听说要搞周练，心便咚咚地狂跳。班长叫他不要紧张，他反而更加紧张；班长叫他要安心睡觉，他反而安不下心来。正当他翻来覆去感到烦躁时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：“紧急集合！”全班战士都腾地坐了来。他也连锁反应，猛地翻身起床。全连实行灯火管制，不许有一星半点灯光。要拿的东西看不见，只能凭感觉用手摸。全班没一个人说话，只听到穿衣服、打背包的声音。副班长忙完了自己的事，就走到凌云志跟前，摸摸他打的背包，扯扯他挂的子弹带，认为可以了就叫他去拿枪，带他去集合。排队时，他被安排在班长和一位老兵中间。全连摸黑集合完毕，连长简要地讲了这次周练的内容，就下令向着漆黑的野外开拔。先是慢步走，接着快步走，最后就奔袭。当全连以惊人的速度到达一座大山的脚下时，连长看见天已有点亮，大山已露出锯齿形的轮廓，就命令各排停止前进，原地踏步，清点人数，然后下令：“向这大山的顶峰冲击！看哪个排率先到达！”兵贵神速，各排排长立即带领本排战士发起冲击。凌云志跟着班长，动作挺快。班长不时回过头来看他一眼，替他鼓劲，或拉他一把。他后面那位老兵，见他冲着，冲着，显得有点吃力，就把他的米袋抢过来，放在自己肩上。凌云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，额上的汗珠一串串地往下掉，肺好像就要爆炸似的，堵塞得很厉害。喉咙就像撒了一把辣椒粉，又干又辣。但他没有气馁，仍咬紧牙关，鼓足干劲。他暗暗地提醒自己：“绝不能拖全排的后腿，一定要向前！向前！”当他跟着班长冲到山顶时，也许因为太累了，他两腿忽地一软，瘫坐在一堆乱石上。开始他觉得屁股有点痛，不一会儿就麻木了，好像没感觉了。等他缓过气来时，连队已开始下撤。到山脚时，连长就命令：“就地休息，着手做饭！”副班长闻风而动，很快就找了块有水隐蔽的地方挖无烟灶。为了照顾凌云志，他先把他的米拿去做饭。
周练结束后，连长表扬了一排，特别表扬了凌云志，说他像个老战士，冲得很快！凌云志在心里想：“我本来就老，全排数我年纪最大！”
凌云志当兵的时间不长，满打满算只有四个月，就开始当副指导员。有人说他本来就是个官，你看他一入伍就穿四个口袋的衣服。按分工副指导员主要管“锣鼓咚咚”，这对他来说并不难，难的是搞野营拉练时，他要去管收容。一次野营，连队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急行军，有十几个新兵掉队了，落在了“竞争对手”的后面。连长非常生气，就派凌云志带卫生员去管一管，并指示：“走不动也得走，爬也要爬到目的地。考虑到是新兵，速度可以慢一点，但不能拉得太远，更不能坐收容车。”说实话，经过急行军，凌云志也走不动了，但想到自己是带兵的人，只好硬挺着。天黑下来后，连队由走小路改为走公路。走公路虽然比较好走，但前面的部队走得更快，掉队的战士拉得更远，他们拚命追赶，脚上都打满了血泡。穿过一片丛林时，凌云志突然听到有猴子叫，就叫卫生员把冲锋枪的子弹推上膛，但要把保险关上，非不得已不能开枪。卫生员把子弹推上膛后却忘了关保险，一不小心就走火打了个点射，幸亏没有伤人，吓得凌云志出了一身冷汗。他见大家走得实在太累了，就下令就地休息五分钟。但战士们坐下来还不到半分钟，就有人打起了鼾。凌云志根本就不敢休息，很担心大家都睡着了，没人能起得来。为了防止打瞌睡，他不断地掐自己的耳朵，拧自己的大腿。时间到了，他就叫大家起来，但没有一个人动，他只好使劲地推，使劲地拉。大家都起来了，他松了口气，就催大家快走，最后还是按连长的要求到达了目的地。
元旦即将到来时，凌云志奉命调回南州军区司令部。他没想到会这么快，以为起码要一年、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当他挥手向八连的干部战士告别时，他感到自己的眼前是一片光明。他坐在开往火车站的汽车上，看见公路两旁的山是那样青，水是那样绿，铺着细沙的路面平坦而宽阔。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的车站，好像一眨眼就到了。
凌云志一到军区司令部，就感到这里和八连很不一样。那进出的大门高大而雄伟，凛凛然有持枪的哨兵在把守。工作人员进来或出去，哨兵都要立正行注目礼，他们也要还礼。非本部人员要找里面的人，要先通过传达室联系，然后才能决定：是里面的人出来还是外面的人进去？如果是外面的人进去，还要详细地登记。通往各部处室的路上，还不时有荷枪实弹的哨兵在巡逻，那飒爽的英姿就像路旁那高大挺拔的木棉树，让人感到很神气。他的第一印象是：军区司令部很威严，在这里工作很威风。
凌云志到干部处报到后，干部处就安排他去宣传处。宣传处的李副处长没等他进来就热情地出来迎接。他一见面就笑眯眯地说：“哦，你来了，欢迎，欢迎，我们处又多了一位年轻人！我听说你是学中文的，又喜欢写东西，很高兴。”
凌云志顿觉耳朵有点发热，便腼腆地说：“我是个刚入伍的新兵，到这大机关来，有很多事都不懂，以后还望您多指教。”
李副处长好像不以为然，又笑着说：“指教谈不上，以后我们就一起工作吧。你说到刚入伍的新兵，我就想起我刚入伍那年的事。一九五一年，我初中刚毕业就瞒着父母在学校报名参了军。要说不懂事，我才是真正的不懂事，你看这么大的事我都不和父母商量！他们很生气，硬要动员我回来。正在这时，部队派我去驻黄埔的军校学习。他们很高兴，马上就改变了主意。因为黄埔军校赫赫有名，曾培养过不少人才，这点他们清楚。但我只学了三个月就毕业出来了，他们感到很失望，就说怎么这么‘乌龙’的？屁股还没坐热就出来了，没有用！我就哄他们：学习时间长了没有用，短了才有用，你看它以前培养的那些将才，哪个不是只学了三五个月就出来的？他们这才恍然大悟，高兴地说，那就看你啦！”他说完便大笑起来，接着便提醒道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是在司令部机关，又是在军区领导的眼皮底下，一定要注意谦虚谨慎，严守纪律，没事不要到别的部处室去，如果有事确实要去，办完就走，不该看的东西不要看，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，不然出了问题，你难受，我更难受。”他说完又大笑起来。
凌云志见他个子高高瘦瘦，脸上的皮肤有点黑，留小分头不留平头，说话还带粤语口音，就问：“副处长，您是哪里人？”
副处长不但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，还故弄玄虚地要他猜，猜对了就像小孩猜谜开谜一样地说：“对了，你猜对了！我是南州人！”
凌云志真没想到，这么严肃的司令部机关，还会有这么风趣的领导，真是既严肃又活泼！
凌云志到南州后，首先想到张干事和副指导员。他马上给他们写了封信，但没有联系上，他们随部队调防了；然后就想到秦为民，他是南州人，家就住在有名的文昌路。他到浔州后，曾去过自己的家。当凌云志提着水果到他家时，他父亲不在，只有母亲在忙家务。凌云志把情况和来意说明后，他母亲很高兴地说：“你真有心！来来来，请坐请坐！”然后便感叹：“你怎么分得这么好？我们阿民却分得这么差！不知是怎么分的？是谁负责分的！”
凌云志便安慰她：“是啊，他分得比较差！按理说，我是浔州人，应该分回浔州去；他是南州人，应该分回南州来。可能是搞错了。”
他母亲就说：“搞错了就要纠正过来，为什么还这样？”
凌云志心里想：我是为了安慰她才这么说的，她却信以为真。
他坐下来后，天南地北地聊了一会儿，就起身告辞。
秦为民母亲要留他吃饭，见他怎么也不吃，就说：“你既然是阿民的好朋友，就不要这么客气！以后可要常来玩哦。”
凌云志很真诚地说：“有空我一定来，您老人家保重。”
他出来后，顿觉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。因为秦为民重情重义，应该和他友好往来，来而不往就非礼也。
凌云志刚回到司令部机关，就遇到了李副处长。李副处长像瞌睡遇着枕头，马上就布置任务：“南州日报理论部约我们写稿，要我们用哲学观点写三篇学习党的现行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文章。我安排了三个人，一个人写一篇，你写一篇。”
凌云志马上意识到，这是领导要摸自己的底，是不考试的考试，自己只能写好，不能写坏，便爽快地接受。三天后，他把写好的稿子交给李副处长。李副处长看了一遍，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一个星期后，三篇稿子都登出来了，占了三分之二个版。凌云志看了自己写的那篇，只改了七、八个字，不知是李副处长改的，还是编辑改的，他心里踏实了。
两天后，李副处长把三位作者召来，简要地进行点评。他满意地说：“凌云志写的那篇，立论正确，观点鲜明，说理充分，结构严谨，文字也很流畅，希望以后还要多写。”
凌云志仔细地听着，心里在想：“以后还要多写”，这话自己不知听过多少次！在学校时老师说过；去部队农场后，副指导员说过，张干事也说过；现在到这里来，李副处长又说。看来，他们都在鼓励自己：不要放下手中的笔。他经过一番思考之后，终于拿定了主意：“还是不改初衷，继续写下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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